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，这一点我们都清楚。既然是法制经济，就涉及到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监管、服务。从监管来说，就必须明确职责，增强监管的预见性、系统性和前瞻性。从国家行业标准、环保等诸多方面，提前介入把关，即使是对地方经济有巨大拉动作用的项目，也不能因为不具备环保资质而牺牲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而放过。这既是对国家负责，也是对人民负责。而面对现实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什么总是在监管上慢半拍。这半拍是什么？是国家和百姓的切身利益的损害。熟话说“允许犯错误，但不允许接二连三地犯同样的错误”。可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事还是时有发生。
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，本来应该坚持预防为主、打防结合的方针，在黑社会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可类似刘庸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还是屡打不绝。伴随着官员入股煤矿，近几年矿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屡禁不绝，当用国家财产、矿工的生命换来惨痛教训和代价时，我们的职能部门才介入，我们的官员才撤出了沾满矿工鲜血的所谓股本。……可以说诸如此类重复着出现同样性质的问题举不胜数。
从服务来说，倡导建立服务型政府已经有几年了。服务意味着什么？我理解意味着政府的职能部门不仅要提高配置效率，而且要降低配置成本。配制效率高，不一定配制成本就低，这要看你的服务是否到位，也就是服务决定配制成本的高低。比如，一个部门人员通过流程重组，虽然人员精干了，但如果缺乏工作的前瞻性、系统性和预见性，服务效率低下，那么这个部门可以想象，他的配制成本会低。要提高配置效率，就必须考虑到配制成本的需求，考虑到是否因为自己的服务效率低而导致配置成本的上升，进而是否造成国家、百姓也要为你承担成本。有效服务必须行政服务效率高，同时，需要我们能够与社会要素构成一个复合的组织结构，不仅要计算职能部门的直接成本，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兼顾国家、社会和百姓获得的收益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成本，尤其是百姓的健康和生命成本，想方设法把国家、社会和百姓的成本实实在在降下来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出现类似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但愿我们的国家、社会和百姓不再为职能部门配制效率低下而再次承担配置成本。
信息来源：人民网